原创 韩香 丝绸之路考古2024-01-04 17:44 发表于陕西配资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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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历程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与近现代新疆之气象事业
韩 香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1927—1935年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活动是近代科考活动浓墨重彩的一笔，中瑞双方考察团成员在近代西北的历史、考古、交通、地质、古生物等方面做出卓越贡献，其中气象活动是考察团的重要工作之一。从引入西方先进测量仪器与技术对内蒙古及新疆地区进行科学公开的气象观测并建立测候点等角度来看，这次考察可以说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从某种程度上说，考察团的气象观测活动可以称为近代西北气象事业的发端。本文尝试利用中瑞西北科考团的一些档案资料及新出版考察团成员之日志、回忆录等，并结合相关调研、口述等材料，探讨这次考察活动对近现代新疆之气象事业的影响[1]。
一、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的气象活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都是西方探险家蜂拥而至的地区，他们在这里展开一系列考古、地质勘探、测量等，但气象观测确实很少进行。而以新疆为主的中亚地区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它的气象变化对整个大陆都有重大影响，是研究世界范围气象变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过在1927年以前，这里却是现代气象系统观测的空白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到来改变了这个局面。
和20世纪以来的其他科考活动不同，1927年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有其特殊目的。考察团的核心人物斯文·赫定（Sven Hedin）自1893年起多次来新疆南疆、西藏等地考察，其最重要的发现是于1900年发现了楼兰古城，并提出罗布泊为“游移湖”的概念，轰动欧美学界。不过其于1926年来中国考察并非出于主动，而是有一定的商业性。当时德国汉莎航空公司（Luft Hansa）欲在德国与中国之间开辟一条途经中亚的空中交通走廊［2］，其主要目的是在柏林和北京—上海之间建立一条航线，因而需要对中国西北、中亚等地进行气象、地质、地理环境等的观测，汉莎公司负担全部费用。斯文·赫定因其在之前中亚探险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被选中合作。当然赫定本人也想“借完成这项技术任务之机，也进行一些科学考察工作，特别是在地质学、考古学、气象学、地形测量学、动植物学和自然人类学等领域进行工作”［3］。然而斯文·赫定来中国后，由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反对，双方协商的结果是中瑞两国共同合作完成此次考察任务，即联合组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因为斯文·赫定此行的考察目的是勘测航线，科学考察以地理学和气象学为主，对于中国学者比较关注的考古及古生物搜集品的归属问题并未有争议，他认为对他而言“唯一目的就是将队里的科学家们发掘出来的东西和各项研究成果公之于众，使他们广为科学界所知，至于发掘物本身是存放在北京还是斯德哥尔摩都是次要的”［4］。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合作的顺利进行。
民国十六年即1927年4月26日，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体正式组建，双方订立19条协议，也即各项合作办法。考察团成员有27人之多，其中中方有10名成员，由徐炳昶教授任团长，外方团员17人，由斯文·赫定任团长。从考察团成员组成看，中方由地质学家袁复礼、丁道衡，考古学家黄文弼，以及地图学家龚元忠，摄影师詹蕃勋等组成，学生助手有四人，分别是：李宪之、刘衍淮、崔鹤峰、马叶谦，他们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北京大学的学生，主要是以气象生的身份参加考察团。而外方团员，除斯文·赫定外，还有德国气象学家郝德（Haude）博士及其助手瑞典人拉尔生（Larson），地质学家那林博士（Erik Norin），考古学家贝格曼（Bergman）等，还有一些德国航空公司的职员如华志（Franz Walz）、韩普尔（Hempel）、海德（Heyder）、钱默满（Eduard Zimmermann）等协助做些三角测量及气象观测工作，可以说近一半以上人员是和气象、地质有关的，外方的郝德博士主要负责此次考察的气象观测工作。因而这次科考对于中国西北尤其是新疆的气象、地质等的考察是史无前例的。
虽然从1927年5月20日考察团开始从包头前往新疆，但气象工作已经先期开展。1927年3月，郝德就带领人员在包头开始气象观测，据李宪之描述：“考察团气象设备先进，像测风气球，我们都没见过，一般气象台也没有。”［5］考察团正式出发后，郝德带领中方四名北京大学气象生在沿途学习使用气象测量仪器，并进行气象观测，定时测量，途中也不间断。如考察团正式出发第二天，刚到沙河以南五分子住下，刘衍淮他们就“帮着郝德安置仪器，测量气象，忙了不少的时候”（1927年5月21日），几天以后他的日志就开始正式记载气候（1927年5月25日），随后又随着郝德上山测风力（1927年6月8日），学习作气压表及煮H气压表，看空盒气压表（1927年7月15日）［6］，大概一个多月以后就可以独立作业了。刘衍淮的日记也形成了必然记录当天天气状况的程式［7］。当年10月考察团在额济纳地区停留了一段时间，郝德在葱都尔建立了第一座气象观测站，观测地面气象及气球测风。该站建成后由钱默满负责，马叶谦和生瑞恒协助做观测工作，考察团继续出发后，他们负责留守［8］，此后这个观测站一直持续到1929年10月。这一地区的气候观测，为绥新公路的建立和北京至迪化（今乌鲁木齐市）航线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考察团气象测量工作的重点还是新疆。按最初计划准备在新疆建立6个观测站，即哈密、吐鲁番、迪化、婼羌（今若羌县）、库车、和田，其中第一站便是哈密。考察团10月底至11月初分批从额济纳出发，至哈密大概走了两个多月，其中48天都是在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中行走，忍受着各种恶劣的天气与疾病的困扰。中外两位团长都曾在中途病倒，所带骆驼沿途倒下及杀食者已不下二三十头，这是整个考察途中最艰难的一段路程。不过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考察团气象组在郝德的带领下坚持测量气温、测温压，绘制路线图。中方的两位气象生刘衍淮、李宪之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点在他们的回忆录、日记以及双方团员的考察报告中都有所记载。如刘衍淮一路都和赫定学习利用驼步绘制路线图，二者绘制精确度越来越接近。如据其日记记载：11月中下旬，骆驼断粮了，行慢且常停……“（路线）我的是26.35km，赫定的是26.24km”（1927年11月20日），后又遇严寒，“脚冷如刀割，更加寒风吹面，不可耐……到了较稍好的草的地方住下了，无水，无火……行程我的为26.2km，赫定为25.65km”（1927年11月28日），到了12月，乏驼成了牺牲品，受伤的狗被打死，“当日行程赫定结果为26.5km，我的也差不多”（1927年12月1日）［9］。
1928年1月考察团陆续到达哈密，至1月23日春节，斯文·赫定和留在戈壁的人员全部到达哈密。考察团虽然计划在哈密建立新疆第一个气象站，但这个计划遭到杨增新的反对。考察团到了哈密，虽然自然条件好了很多，不过人为困难又起来。当时正值军阀割据征战不断的年代，考察团所谓的“团长”的称谓，在当时中国一般用作军事长官的称呼，使得考察团被当作中外军人联合组成的团级编制军队；考察团用于施放探空气球的氢气罐，被误当作携带的“大炮”，引起了甘肃、新疆当局的恐慌；杨增新甚至怀疑考察团为冯玉祥将军所派遣破坏新疆秩序者，因而新疆当局调兵遣将如临大敌，气象台不准建立，人员被送往乌鲁木齐，连派往乌鲁木齐取款的人都不许回哈密［10］。后由于各方协调，准许放行，但一切仆役和骆驼留在边境。2月份大队分批一路由军队护送20多天到迪化。在迪化，杨增新亲自设宴招待考察团，双方误会解除，考察团工作慢慢走上正轨，不过哈密的气象测候所终未得允许建立。
考察团气象组在新疆正式的气象工作主要从迪化开始。随着杨增新对考察团人员及考察性质逐渐了解，允许他们开展工作［11］。1928年2月，赫德、李宪之、韩普尔等到达迪化（高出海面920公尺）后，在考察团驻地也即前俄国道胜银行迪化分行旧址的院落建立了气象观测站［12］，初由狄得满和李宪之负责，后由驻留的韩普尔主持。1928年，2月27日，考察团大队抵达乌鲁木齐，杨增新专门将道胜银行旧地拨给团员居住，此后又允许考察团在吐鲁番、伊犁一带做气象观测，并安排在婼羌、和阗（今和田市）建两个气象测候所等事项。当5月份徐旭生向杨增新谈及扩充气象测候所要招用新疆学生时，他还答应款项他全帮忙。［13］此后新疆的测候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迪化站建立不久，郝德带领刘衍淮前往博格达山（海拔5460米）附近的福寿山（海拔2682米）建立了一座山地观测站，从3月底开始，刘衍淮在此工作近两个月，开始记录高山气象。其间他一直住在观测站旁边一蒙古包里，这里山大风大，野狼常到蒙古包周围寻觅食物。他们在这里观测气象一个月，主要测温湿度用手擎Assmann通风干湿球温度表，气压则用空盒气压表与沸点表，风云日照天气能见度每小时观测一次，观测开始于本地时间07∶00—21∶00。这个四月的观测和迪化同日同时的天气比较成果，后来发表在南京中国气象学会气象杂志上［14］。山地观测条件艰苦，如下雪天，连博格达山都看不见了，人似乎存在于虚无缥缈中。雪下得大了，住的房子坏，雪水不住地一滴滴地滴在人身上、床铺上（1928年4月6日），有时候还能听到狼叫，像骆驼吼般地叫（1928年4月15日）［15］。又据刘衍淮回忆他们在五月下山时，山上积雪仍厚，而山下则已绿草如茵［16］。
刘衍淮于1928年5月中下旬回到迪化后，杨增新派了几名新疆本地学生来培训，备气象台之用，主要由刘衍淮负责培训，讲解一些风云知识，并测试一些算术问题（1928年5月19日），不过效果并不佳［17］。根据考察团与新疆省政府的协议，为了将来把气象台移交给当地政府，6月份他们在当地正式招收了四名气象实习生，经过培训分配到各气象台工作，他们由新疆省政府提供薪水，考察团负责食宿。其后新疆派出了张广福、赵玉春、刁德顺、赵克勤、翟绍武等5名本地气象生担任助手，参与到刘衍淮、李宪之等负责的气象工作中来。
1928年5月22日华志和刘衍淮又前往库车建立气象站并进行观测工作。库车气象台高出海面1115米，他们于6月19日到库车，次日找到一处果园名叫图尔巴克，很快就在空地上竖起百叶箱、雨量器及风袋杆，开始气象观测，07∶00、14∶00、21∶00作压温测量，07∶00—21∶00每小时观测风、云、天空状况、能见度等一次，如有降水随时记录其起止时刻与降水量［18］。7月22日，县署通事与库车回部第十一代郡王买蒲斯来访，参观气象台，并照相留念（1928年7月22日）。8月5日，刘衍淮过了他20岁生日，在此地特地照相留念［19］。华志九月初回国，气象站由刘衍淮主持，并定期寄气象月表给迪化的韩普尔及南京气象台。9月18日迪化派来新疆本地练习生张广福，协助其工作。九月末刘衍淮又去天山中喀拉古尔村（海拔2030米）设立一山地测候所，以得可与库车（海拔1115米）相比较之气象记录。有趣的是，这次他们所带的王姓仆人及汉回仆人伍迈皆能作气象观测记录，如“此一山地站有一木箱悬挂树上，内有温湿记录仪器，气压记录仪器及空盒气压表放置所住之蒙古包中，留伍迈在此观测，每日以阿斯曼干湿表观测及气压观测三次，风云日照能见度每小时一次，一如库车之所为”［20］。刘衍淮回库车后即遣张广福到喀拉古尔主持观测，他本人在库车期间也多次到喀拉古尔检查。刘衍淮在库车度过了漫长的冬季，其间不时修理风袋杆，与迪化、婼羌的同行们沟通。有一次在抄寄12月份月表时发现错误，又差人到邮局讨回给郝德的信，改正了这几张月表（1929年1月6日）［21］。1929年7月初，库车气象台搬至库车试验场。8月27日他离开库车后把气象站交由张广福接收，此后这一气象台归新疆建设所管辖。
刘衍淮等在库车建立气象站同时，同年（1928年）6月，郝德、狄德满和李宪之在婼羌和阿尔金山分别建立了气象站。婼羌气象站主要由狄德满和李宪之负责，他们选择了一处地势平坦、便于观测的水渠边设立了气象台，又在35千米外的屈莽山上建立了高山观测站。因为山顶无法住人，帐篷只能设在山腰，每天两次爬上山顶观测，条件相当艰苦［22］。不久狄德满回国后，郝德去七克台建台，李宪之全权负责该地的气象观测，团里派来了气象实习生赵玉春充当助手，这是在新疆当地招收的气象生。与迪化、库车不同，婼羌站还进行了高空观测业务。据斯文·赫定回忆录载，婼羌气象站是他们收集有价值的尘暴起因和结构数据的理想场所，这里经常有来自东北方向的冷空气入侵，为这一地区带来了雨和低空云。气象站根据风的强度和方向，放出的一系列探测气球，带回了风的层次的有价值的数据。他们施放的测风气球平均升高6000—7000米，有一次竟达20000多米的高度。不过在这里放送气球，受到夏季高温的严重影响，高温毁坏了大量橡胶气球。另外大气中经常布满的浮尘，也严重阻碍了气球的放飞，后来新疆当局干脆禁止了这一工作［23］。1929年6月，婼羌台站完成全年的观测任务，李宪之按计划把气象台移交给新疆政府，由赵玉春负责，他本人返回到迪化。
此后，郝德还在库车北边哈喇库尔建立了一座山地观测站。1928年9月郝德越过阿尔金山到青海柴达木盆地的铁木里克建立气象台，台站建好以后，李宪之去替换郝德，约定在那里等待观测到寒潮后即行撤回。正是在这里，李宪之观测到了寒潮，其风力之大出乎意料，从北极发生的寒潮越过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到达青海时竟如此强烈，以至于李宪之他们的帐篷和蒙古包全被刮翻，有的仪器也剐坏了［24］。但是就是这次实际观测奠定了其学术生涯的重要基础，他于1935年在柏林大学特刊发表的《东亚寒潮侵袭的研究》一文引起了国际气象学界的极大反响。
总之，自1927—1930年，郝德领导的气象组在乌鲁木齐和南疆的婼羌、库车设立了3座气象台，并在附近的博格达山、阿尔金山北坡及喀拉古尔山村设立3处高山观测所。婼羌、库车两座气象台，在德国团员回国后分别由李宪之、刘衍淮负责。至1930年三处工作陆续结束，按照协议，三处气象台移交给当地政府，留下实习生继续观测。1929年郝德还在鄯善附近的七克台建立气象台观测半年多，于9月份结束。工作结束后，郝德、钱默满回国，李宪之、刘衍淮分别于1929年6月和9月返回乌鲁木齐，次年3月一同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留学。
郝德博士领导的气象组先后有十几名团员参加，是参加人员最多的考察项目之一。他们在内蒙古、新疆设立了多座气象台，观测时间在一年以上的有内蒙古额济纳的葱都尔，新疆乌鲁木齐（迪化）、库车、婼羌4座气象台及3座气象台附属的博格达山、阿尔金山、喀拉古尔山设立的3座高山观测站。他们在沿途除日日作定时地面气象观察测外，由包头到新疆边境，在迪化及沿迪化到婼羌之路线以及在婼羌等地，日日施放测风气球，以测定高空各层风向风速［25］。
刘衍淮、李宪之离开新疆后，新疆方面接管了迪化、库车等工作站。根据协议，各台站工作结束后，大部分仪器设备都移交给了当地政府，由为当地培养的气象实习生继续工作，即由新疆所派练习生接管，并利用考察团赠送的多余的气象仪器另外组建了吐鲁番及和阗气象台，由新疆省政府管。如新疆练习生张广福在库车，赵玉春在婼羌，刁德顺、赵克勤等在迪化等负责气象观测。1930年2月5日，赵玉春启程赴和阗安置气象台，而此时翟绍武已在吐鲁番工作了，“是新省四座（气象）台已次第实现”（1930年2月5日）［26］。
考察团移交给新疆政府建设厅的气象站，因局势动荡，仅维持两三年先后中断夭折。直至1932年新疆省内乱，气象设备损毁，人员也随之离开。其中随刘衍淮在库车作气象观测的张广福接续到1931年，后因地方变乱，殉职。其他几个新疆气象生其后活动情况不详。
考察团工作结束后，全部气象观测记录汇集为“地面观测”及“高空观测”两大本（德文）出版。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些资料尚是可供国际气象工作者利用的唯一完整的中亚气象权威资料。按十九条协议规定，考察团全部观测记录与资料应由外方负责整理与出版。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遭到盟军飞机轰炸，郝德所有的考察资料和尚未付梓的考察报告、论文大多被毁［27］。但他们在新疆、内蒙古所做的工作影响是巨大的。
二、近现代新疆气象事业的开展有学者指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此次科考活动，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气象观测资料，为分析新疆大范围的天气气候特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新疆乃至全国开展气象活动培养了人才。科考团团员开展的观测活动采用了先进仪器，是近代新疆气象事业的开端［28］。笔者同意这个看法，对新疆地区来说，这次考察活动，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采用近代先进科学技术的气象观测，中国人参与其中，意义重大。
和西方相比，中国的气象观测起步较晚，20世纪初一直被西方殖民势力垄断。虽然1912年设立了中央观象台，在中央及各省农业机构设立气象观测所，标志着我国气象事业就此产生，但设备简陋，对测候人员培养跟不上，相继停办。可以说在1927年前后，中国的气象事业处于萌芽与草创阶段，气象观测的仪器装备与技术，十分落后。直至1928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成立，竺可桢任第一任研究所所长，所址设在南京北极阁，并开始了24时制的定时观测和气候观测，于1930年1月1日起开始发布气象预报和台风警报［29］。此后国内也开展测风气球观测，但这些都比西北科学考察团建立或开展得晚。
就新疆地区而言，虽然19世纪末开始就有俄国人等在新疆迪化一带建立过测候所，不过主要是为西方殖民者服务。1914年北洋政府在迪化东门外的农林试验场内（今乌鲁木齐市“八一”学校址内）设立测候分所，由于经费不足，不久停办［30］。可以说在1927年以前，新疆地区的气象观测基本属于空白。
德人郝德领导的考察团气象组第一次在我国西北地区进行大范围、多站点、多项目、长时间的正规观测。为了使观测结果更加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可对比性，他们精心选址，在不同高度（平地、半山腰、山顶），不同下垫面（城镇、草地、沙漠、戈壁、雪地）建立气象台站。他们还特地在冷空气侵袭的必经之地，柴达木盆地最西端的铁木里克对寒潮的侵袭进行了观测［31］。这些科学的选址与测量工作可以说促进了近代新疆地区气象事业走向正轨。
这次考察在蒙新地区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观测资料，填补了这一地区气象方面的空白。据1929年《大公报》第二版刊登徐炳昶、斯文·赫定在法学院的演讲：
从一九二七年三月起，该团之气象台，日有观测于气流之变迁，风向云势，均有极详之记录……斯氏自一九二七年七月离新时，曾放气球三百二十九个，上升之高度，最高者达七万尺，平均在二万二千一百尺左右，籍远镜之力，可测出高空气流之变动，其变动之现象，均随时绘图保存，亦得图二百三十九张，新疆之气象，大半已为余辈所知矣。迪化在天山之北，北冰洋之气流，为天山所阻，每每降雨，故该地之田禾甚好。天山以南，则终年无雨，故奇热，与本来之热气流冲激，故每起极大之风，此风一起，人畜均可卷之而去。末谓中国宜广设气象台，每县一个，不但与航海航空有益，且与农人亦有甚大利益云［32］。
虽然考察团的主要气象观测资料在二战中毁于战火，但就徐旭生等所言，新疆的气象“大半为余辈所知”。在新疆所有气象站的观测中，郝德等发现新疆地区冬夏过度非常急剧，天山南北气候差异巨大，掌握这种物候特点，于航空航海及农业生产都有益。另外在西北科学考察团之前，国内并未有过测风气球和风筝探空的高空观测活动，内蒙古额济纳河葱都尔和新疆婼羌等地施放过测风气球，这在中国境内是首次。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于1930年开始才施放气球进行高空观测，可以说内蒙古及新疆地区是全国比较早地实行高空观测的地区。
考察团所建的测候点也为其后新疆气象台站的建设起到了示范作用。按考察团最初协议，在考察结束后，气象台站及设备都留给中国，后来这个计划得以实现，所有的设备都移交给了中国人。这些气象台站及设备继续发挥作用，气象信息报告定期发给南京气象台。如斯文·赫定所言：“在功力甚深的大气学家，来自南京的竺可桢博士指导下，如果不是新疆内战中断了他们的活动，毫无疑问，这些台站将成为永久性的设施存在下来。”［33］虽然因为战乱，这些台站多有置废，不过也有一些保存下来。例如迪化气象站，考察团于1928年1月至1929年11月设立，该站后被南京气象台接受，并采用同样方法进行观测［34］，数据报表等定期寄给南京气象台。这个迪化气象站此后在国民政府时期继续发挥着作用。
如斯文·赫定所言，西北科学考察团是一所“流动的大学”，为中国培养了许多气象人才。据其载“到离开乌鲁木齐时为止，郝德博士以其模范的技术和能力管理着考察团的气象部分两年零9个月，他把一个又一个中国学生培养成可靠的气象观测人员，建立起9个气象观测站，放飞探测气球343个”［35］。据刘衍淮描述：他们几个北京大学选拔的气象生5月10日到包头后，看见所住的客栈“院里设有百叶箱，内架干湿球及最高最低温度表，并有温度计与湿度计两个自记仪器，院里还架有雨量器及风袋高秆，由郝德博士主持观测，我四人开始练习”，至5月26日他们骑骆驼到达包头北方茂明安旗辖境白灵庙附近呼加尔图河岸之宿营地：
我们四人即开始轮流担任观测，帐幕内有水银气压表及空盒气压表，百叶箱及风袋在旷野中，压温每日观测三次，即07∶00，14∶00，21∶00本地时间，另架天线每日以收报机接收格林维治时间报告，常用日晷测定当地时间，从07∶00到21∶00每小时观测风向，风速，天空状况，能见度，日照等项一次。到此不久唯一之水银气压表损坏，每日在21∶00利用沸点气压表为标准以订正空盒气压表读数［36］。
这些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学习了欧洲先进的气象观测与理念，为我国特别是西北等地的气象科技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宪之曾回忆袁复礼告诉他们几个搞气象的年轻人：“气象、气候、海洋、大气物理、海洋学这些方面都是地球科学研究的问题，国内还没有人研究，还有地震、地磁也没有人研究，你们都可以研究。”［37］由此可见前辈学者的前瞻性，以及对地球科学研究等的重视，他们的远见卓识也促进了刘衍淮、李宪之等人的成长。
考察团在新疆也培养了一些新疆本地的气象生。如前述张广福、赵玉春、刁德顺、赵克勤、翟绍武等，考察团撤离后，他们继续坚持测量工作，有的就牺牲在工作岗位上。
虽然考察团在新疆气象观测活动随着局势动荡与战乱而停止，但新疆气象事业随着新疆地区对航空、农业等方面的需求，继续一步步艰难迈进。民国二十年（1931）后，一些航空气象台站等相继建立，在阿勒泰、吐鲁番、昌吉、塔城、焉耆、伊犁、和田、喀什、巴里坤、哈密、奇台、阿克苏、库车、鄯善等相继建立一些气象台站，有些在旧址上所建，更多是新址建立，这些台站大部分由国民党空军司令部所建，也有一些为地方农牧局所建。民国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1943—1945），迪化、和田、喀什、奇台、阿勒泰的气象情况每天给南京中央气象局指定的西安第三气象大队拍发航空报和天气电报，并且加密，用的是世界时。天气预报业务已经开始，天气图纸主要是地面图，少部分是高空图［38］。此后随着内战加剧，这些台站多被中断工作或撤销。
新疆的气象事业的真正起步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当时为了经济建设的需要，国家在北京等地培养的一大批气象生，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从20世纪50年代起，第一代新中国气象人响应国家的号召，从天南海北来到新疆，他们骑着毛驴，带着器材，日夜兼程到荒漠、戈壁、高山去建站，有的地方甚至带枪建站，带枪值班。从领导到职工，几代气象工作者团结奋斗，坚韧不拔，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新疆气象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新疆气象事业一个又一个光辉业绩。至1961年，累计建站188个，1979年，累计建站达209个，后经调整，有99个气象站被撤销或移交［39］。
我们采访调研了当时在新疆北疆戈壁沙滩边境上建立的一个气象站点：阿拉山口气象站。这个地区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与哈萨克斯坦交界处的边境线—阿拉套山和巴尔鲁克山之间的断凹处，是一个西北东南走向的峡口地带。由于这个山口是北方冷空气南下的通道，地形造成的峡管效应，成为全国有名的山口和风口。中国气象部门为了天气预报和气候研究的需要，决定在山口选点建站，因为这里的天气气象要素的变化是上级气象台制作天气预报的主要参考依据。所以阿拉山口气象站是重要的前哨和指标站，从此就有了“风云前哨”的光荣称号。
由于阿拉山口的峡管地形，出现大风是主要特点，据气象观测记录统计，全年八级以上大风天气几乎占了一半天数，冬夏温度是两个极端，夏季酷热，冬季严寒。夏季极端最高气温在35℃，地面温度达70℃，冬季最低气温可达零下34℃，黄羊、野兔可被冻死，降水又少，是典型的干旱气候。人们能长期在这里工作，是要克服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的。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退休气象干部H先生给我们回忆记述了当年建站的艰苦情景。阿拉山口气象站于1954年开始建站工作，是戈壁滩上唯一的单位，后来才有了部队驻扎的边防站。业务项目是每日定时四次观测，即2∶00、8∶00、14∶00、20∶00，分白天班，小夜班，大夜班，记录气压、气温、湿度、风向、风速等气象要素。观测发报时间和全国气象站同步，不能早，也不能晚。值班要有严格的时间观念，每次观测记录后立即编发报文，交给通讯员向上级气象台发报。发报机的供电是一台手摇发电机，夜间值班照明是带玻璃罩的煤油灯，观测记录使用手电筒。这样重复的工作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二年，而是十几年如一日地进行着。平时的工作按部就班就能完成，但出现特殊情况也是有的。如一次大风天气，值班员在换日照纸（测定每天太阳照射时间）的时候不慎脱手，记录纸被强风吹跑了，记录员一边通知其他人，一边向着记录纸皮飘飞的方向追去，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在5—6千米的地方找到了记录纸，它幸运地被野草给挡住了，保证了气象记录的完整。还有一次出现暴风雪天气，由于值班房屋的阻挡，形成了高大的雪墙，封堵了值班室的大门，当时离夜间正点观测还有一个小时，为了保证观测的顺利进行，全站人员共同掏挖雪洞，观测员通过雪洞到观测场观测记录，保证了按时发报，好几天雪洞才被挖掉。
生活上的艰苦，精神上的寂寞也是他们需要克服的苦难。气象站离县城90千米，生活必需品要靠马车运输，来回需四天，新鲜蔬菜很快就蔫了，因而常年吃土豆、萝卜、白菜等，基本没有大米，多是馒头、饼子等，南方来的同志只能入乡随俗了。另外由于气象站独立于茫茫戈壁荒原，没有娱乐活动，孤独、寂寞伴随着大家。有时候值班员突然发现远处方向有人活动，大家真是又惊又喜，喜的是看见人了，惊的是不知好人坏人，是牧民还是偷越国境者，全站都提高警惕。当然为了克服生活困难，气象站人员学会了自力更生，他们学会打柴（梭梭柴）、养牛（吃沙漠中的芨芨草）、种蔬菜（在有泉水的草滩种西红柿、白菜等），拖盐（至附近红盐池采盐）等，甚至还掌握了一些医疗知识，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
在文革十年“”期间，气象站也实行了军管，当时的军管会考虑到边境形势紧张，建议把气象站撤到兵团场部，但是集体讨论后，大家认为如果撤退必须中断气象观测，其资料无法补救，风云前哨也失去了作用，因此大家决定不撤退，工作、生活一切照常，风云前哨的气象战士们经受住了考验，“文革”后受到了上级的表扬［40］。
虽然阿拉山口气象站只是新中国新疆地区气象台站建设一个小小的代表，但正是因为无数气象工作者的坚持和付出，新中国建立后新疆地区的气象事业才有了稳步快速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新疆的气象工作开始与全国同步、与国际接轨，逐步建立起天气雷达探测站、气象卫星云图接收站、地面自动接收站、酸雨观测站等，真正走上了现代化之路。
目前新疆已建成地基、空基和天基相结合，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综合气象观测系统，有105个国家级台站、7个酸雨观测站、40个农业气象观测站、14个高空气象观测站，全疆建成1个国家大气本底站、8部新一代天气雷达、14个GPS/MET水汽站、37个交通气象站、46个雷电监测站、100个自动土壤水分站，区域气象观测站数量达到1891个，乡镇覆盖率达到100%。1988年9月，风云一号第一份云图资料在新疆成功接收，揭开了我国国产卫星云图资料服务于气象业务的新篇章。新疆气象部门现已开展了风云气象卫星的接收测距工作以及卫星遥感资料应用，完成了喀什前端站建设，延伸了气象卫星监测范围［41］。而前述阿拉山口已经是举世瞩目的“新亚欧大陆桥”的西桥头堡，也是铁路、公路并举的国家一类口岸，被誉为“中国西部第一门户”，而当年的阿拉山口气象站已经升级为阿拉山口气象局，具有了国家基本站1个，区域气象观测站3个，安装了百米测风塔，实现了卫星接收气象信息［42］，可以说真正实现了风云可测。
回顾历史，是为了汲取力量，更好前行。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个遥远动荡的年代中外学者辛苦跋涉、测量坚守的身影，也不应该忘记共和国建立之初那一批批年轻的气象工作者奔赴戈壁、高山、沙漠之地建立气象台站、进行无私奉献的精神，没有他们的开拓、努力以及坚守和牺牲，新疆近现代的气象事业不会得到如此发展，他们所做的一切，历史应该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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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这个问题，气象学界有相关论文讨论，如黄郦度《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与新疆之气象》，《中国气象》1987年第9期；李冬梅《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对近代新疆气象发展作用的探究》，《气象科技进展》2021年第11期；孙颖《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之气象活动研究》，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这些研究更多是从专业角度进行梳理，重视数据与分析，与本文研究视角有很大不同。
［2］〔瑞典〕斯文·赫定著，徐十周译《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诞生经过》，王忱主编《高尚者的墓志铭：首批中国科学家大西北考察实录（1927—1935）》，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551页。
［3］〔瑞典〕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前言》，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页。
［4］〔瑞典〕斯文·赫定《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诞生经过》，第613页。
［5］李宪之《回忆与前瞻》，王忱主编《高尚者的墓志铭——首批中国科学家大西北考察实录（1927—1935）》，第400页。
［6］刘衍淮著，徐玉娟等整理，朱玉麒审校《丝路风云——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1927—1930）》，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5、19、28页。
［7］朱玉麒《大漠观风起，天山测云高》前言，《丝路风云——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1927—1930）》，第xii页。
［8］1929年4月在额济纳河气象台工作的马叶谦不幸患病，精神错乱自杀身亡，该台于年末结束。考察团另一名学生崔鹤峰1927年10月受团里委派回北京向理事会请示在包头设气象台并押运第一批采集品回京，后因经费问题该台没能建立。
［9］《丝路风云——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1927—1930）》，第225、226、230、231、233、234页。
［10］《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简介》，王忱《高尚者的墓志铭——首批中国科学家大西北考察实录（1927—1935）》，第16页。
［11］刘衍淮《中国西北考察团之经过与考察成果》，王忱《高尚者的墓志铭——首批中国科学家大西北考察实录（1927—1935）》，第383页。
［12］原址应在今乌鲁木齐南梁胜利路文联宿舍区，对面即原苏联领事馆，参见陈月《〈对西北科考〉一文之拙见》，《新疆气象》1988年第1期，第56页。
［13］徐旭生《徐旭生西游日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7～193页。
［14］刘衍淮《我服膺气象学五十五年》，王忱《高尚者的墓志铭——首批中国科学家大西北考察实录（1927—1935）》，第394页。
［15］《丝路风云——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1927—1930）》，第375、382页。
［16］刘衍淮《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之经过与考察成果》，第383页。
［17］《丝路风云——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1927—1930）》，第406、407页。
［18］刘衍淮《我服膺气象学五十五年》，第395页。
［19］《丝路风云——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1927—1930）》，第470、478、479页。
［20］刘衍淮《我服膺气象学五十五年》，第395页。
［21］《丝路风云——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1927—1930）》，第563页。
［22］李宪之《回忆与前瞻》，第401页。
［23］《亚洲腹地探险八年》，第275、336页。
［24］李宪之《回忆与前瞻》，第401页。
［25］刘衍淮《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之经过与考察成果》，第387页。
［26］《丝路风云——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1927—1930）》，第769页。
［27］罗桂环《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综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242页。
［28］李冬梅《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对近代新疆气象发展作用的探究》，《气象科技进展》2021年第11期，第73页。
［29］温克刚《中国气象史》，气象出版社，2004年，第330页。
［30］黄郦度《新疆气象史略》，《新疆气象》1987年第8期，第45页。
［31］张九辰、徐凤先、李新伟等《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专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127页。
［32］《大公报》1929年1月23日，王忱《高尚者的墓志铭——首批中国科学家大西北考察实录（1927—1935）》，第620页。
［33］〔瑞典〕斯文·赫定《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诞生经过》，第609页。
［34］《亚洲腹地探险八年》，第335页。
［35］《亚洲腹地探险八年》，第335页。
［36］刘衍淮《我服膺气象学五十五年》，第393页。
［37］李宪之《袁老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地学家》，王忱《高尚者的墓志铭——首批中国科学家大西北考察实录（1927—1935）》，第405页。
［3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等《新疆通志》第10卷《气象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页。
［39］《新疆通志》第10卷《气象志》，第37页。
［40］本部分内容主要来自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气象局退休干部H先生的书面回忆录《风云前哨的岁月》（未刊稿）。
［41］《中国气象报》2019年11月27日第3版。
［42］本处数据由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阿拉山口气象局周建勋局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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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原文引自韩香：《风云历程——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与近现代新疆之气象事业》，罗丰主编：《丝绸之路考古》第7辑，科学出版社，2023年9月，页22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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